廣西，地處祖國南疆，在這片神奇美麗的熱土，處處展現蔗鄉壯麗風光，茂盛的蔗林連綿起伏，匯成綠色的蔗海，隨風如浪潮翻涌，蔚為壯觀。

廣西糖業發展到今天，食糖產量已占全國的一大半，最高年產量達到900多萬噸，成為僅次于巴西圣保羅州的世界第二大產糖省區，令人感慨萬千。撫今追昔，使我常常回想起一位糖業戰線的老前輩——方孟同志。

方孟（1915～2000年），廣東臺山人，畢業于上海暨南大學。1935年參加“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隨軍南下廣東，任佛山市市長，1951年至1956年先后任廣東順德糖廠、東莞糖廠廠長，1956至1958年調至北京任國家輕工業部糖業局生產技術處處長，1958年到廣西工作，先后任廣西區經委技術處處長、廣西區經委副主任。文革期間受沖擊，1972年恢復工作，先后任廣西輕工業局副局長、廣西區經委副主任、廣西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1985年離休。

我是1972年調至廣西輕工業局糖業處工作，方孟同志也是同年到局任副局長，糖業是他分管的工作之一。從此，在工作中我對他有了較多的接觸和了解，受到他孜孜不倦的教誨。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廣西糖業十分落后。當時全區有糖廠39家，總日榨能力16400噸。除貴縣、桂平和南寧三大糖廠（1500～2000噸/日）外，其余都是50～500噸/日的中、小型糖廠。1971/1972年榨季進廠原料蔗僅107萬噸，單產每畝1.7噸多，產糖13.7萬噸，占全國產量的8%，排廣東、福建、黑龍江省之后。

1974年國際糖價暴漲，給我國食糖進口造成了極大的負擔，當時，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先念同志對廣西蔗糖業發展作了指示，要求廣西產糖100萬噸。盡管中央撥款扶持廣西蔗區興修水利、開荒擴種，給予了極大的支持，但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干擾，“以糧為綱”、“割資本主義尾巴”、“蔗農不吃商品糧”等觀念束縛人們的思想，甘蔗生產依然停滯不前。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但思想上仍未撥亂反正。直至八十年代初，廣西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給糖業發展帶來了生機和活力，1979/1980年榨季全區產糖38萬多噸。此時，廣西糖業發展正處突破的前夜。

廣西應不應當發展糖業？能不能發展？如何發展？當時，這三個大問題擺在大家面前，急需有個正確的答案和統一的認識。方孟同志作為有糖業生產實踐、有地方和中央糖業管理經驗和專業理論知識的老干部，提出了廣西糖業發展一套較為完整的思路。他指出，廣西是世界上少有的、極宜發展蔗糖業的地區。因為世界主要甘蔗產糖國都集中在地球南、北回歸線帶上，而北回歸線橫貫廣西中部，具有發展糖業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這一點我們自己一定要清楚認識。廣西能不能發展糖業，他認為，廣西盡管比其它省區落后，財力薄弱、基礎差，但“一窮二白”可以畫最美麗的圖畫，可以更好地規劃未來。廣西有很大的潛力，要果斷地把那些種糧的“望天田”、低產玉米地和木薯地拿出來。不要怕有人說閑話，要建立甘蔗生產基地。要大力開墾宜蔗荒坡地，以解決“糧蔗矛盾”。在政策上，他極力主張自治區大膽向中央要相關政策，要求蔗區糧食減購增銷，口糧水平不低于鄰近產糧區水平，切實解決蔗農的口糧問題，讓農民真正得到實惠。他參與制定了原料蔗定產、定購、超產獎勵和加價、糧蔗掛鉤等一系列調動和鼓勵農民種蔗積極性的政策和措施。

在廣西糖業如何發展，特別是糖廠大規模建設問題上，方孟同志旗幟鮮明地提出自己的觀點。八十年代初，廣西甘蔗生產開始起步發展，單產平均每畝已提高一噸多，不但扭轉了長期以來糖廠吃不飽的狀態，還將面臨如何妥善加工處理日益增加的甘蔗原料問題。當時國家財政十分困難，糖廠建設資金全靠中央和地方財政全額撥款，十分有限的資金如何更好地使用，發揮其應有的效益，這是一個大問題。在糖廠建設規模和布局的問題上，1981年掀起了兩種不同觀點的大討論、大辯論。當時的自治區黨委書記親筆寫了“糖廠建設規模問題討論一下，很有好處”的批語，并要求有關部門積極參加討論。

有人提出以建500噸/日為主的“小、土、群”方案。以方孟同志為代表的自治區經委、輕工業局的同志則認為，該建設問題應根據世界各產糖國發展的情況，結合我國廣東、福建和臺灣的經驗以及我區具體的情況，從土地潛力、甘蔗原料的發展、全國食糖需求、規模效益、技術裝備的先進性和經濟效益等各個不同方面進行測算，并提出了廣西在甘蔗主產區新建糖廠，應以2000噸/日為主的觀點。為此，方孟同志親自撰寫了《關于糖廠建設規模的商討》、《關于糖廠建設規模的再商討》、《4家500噸糖廠與1家2000噸糖廠的經濟效益比較——關于糖廠建設規模的商討》、《廣東和貴縣糖廠的實踐說明了什么——再討論廣西糖廠規模問題》等一系列文章。

方孟同志特別重視糖業的技術進步，強調要盡可能采用新工藝、新技術、新設備。在七、八十年代，他就提出甘蔗生產要搞機械化，糖廠生產工藝可采取更為節能的甘蔗滲出法、連續結晶，采用高參數鍋爐和汽輪機組發電上網、減緩廣西枯水期電網缺電問題，建設一家精制糖廠等。當時糖廠能耗很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為了節約初始投資，如取消第五效蒸發、冷凝水未循環回用等），除了燒完蔗渣，還要補充大量的煤炭。鍋爐的配置都是蔗渣、煤粉兩用爐。他強調要注重節約能源，要采用大容量、高效率的節能設備，并提出了請求中央支持在廣西新建一家集世界糖業先進技術水平的示范樣板廠的建議。

方孟同志十分注重學習外國的先進經驗和技術，積極邀請國外糖業專家來廣西交流。1974年國家輕工業部組織了廣東赴澳大利亞和廣西赴毛里求斯兩個糖業考察團。廣西考察團由方孟帶隊。當時正處于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國長時期閉關鎖國，故步自封，對外面的情況知之甚少，這個機會實在是難得。出國前的資料收集、出訪準備以及出訪后的資料整理前后用了近三個月的時間。出訪報告和技術資料很多都是由方孟親自撰寫。出訪的成果頗為豐富，如加快壓榨機線速提高榨量50～100%、簡易機械化貯蔗場、甘蔗機械化裝卸車等，這些實用新型技術大大推動了廣西糖業的技術進步乃至整個糖業的發展。

方孟同志經常強調，“從小到大，從落后到先進，這是世界甘蔗糖業發展的經驗。我國現有的小糖廠為數眾多，工藝技術落后，經濟效益差，必須進行技術改造，更新落后設備。早走早主動，遲走就被動。思想不解放，四化步子邁不大。”

作為領導干部，他尊重知識，愛惜人才，虛心聽取工程技術人員的意見，鼓勵他們將自己的不同看法和見解說出來，通過交流和討論，以求正解，共同提高，從不以官壓人，搞“一言堂”，這也是我親身體會的。

1985年，方孟同志離休，我也調到了新的工作單位，和他的接觸機會少了。1998年10月的一天，方孟的夫人來電話說方老有事找我。我趕到他家，看見輪椅上坐著一位老人，雙目幾近失明，我為之一震。方孟身受帕金森病的折磨，已無法執筆書寫，但對發展廣西糖業丹心未泯。他對我說:“這幾年廣西糖業處境十分困難，有人要打退堂鼓，這可不行啊！”他有話要說，于是寫了篇文章。“您還能寫東西？”我不由地問道，他說他是口授，請護理人員記錄，復述后他再修改。面前這位不屈不撓，為廣西糖業奮斗到最后一刻的老戰士，不禁讓我肅然起敬。于是我立即給他所說的這篇《發揮區域優勢，建設蔗糖生產強省》文章寫了編者按，并發表在《廣西蔗糖》期刊上。該文隨后被轉載在《廣西經濟》等刊物。這篇文章的主題是：盡管近幾年廣西糖業面臨著糖精、走私糖大量擠占國內市場、食糖滯銷、糖價大跌、農民飽受白條之苦、企業嚴重虧損的問題，但這一情況是暫時的，國家當然要采取相應的政策和措施加以扭轉；糖業通過改革和整頓是完全可以走出困境；廣西發展糖業的信心不但要堅持下去，還要上新的臺階。文中他還提出了幾項增加食糖產量和經濟效益的措施，并預測到2012年廣西食糖產量將翻一番，達到600多萬噸（當年1997/1998年榨季廣西產糖300多萬噸）。這一目標當時大家都不敢想象。

上世紀九十年代，廣西糖業面臨巨大的困難，加之有些人對我國加入WTO后將會對糖業產生巨大沖擊的錯誤判斷，業界悲觀情緒蔓延，連廣西主流媒體也在頭版以整版篇幅刊登長文《廣西應當“蔗退薯進”》，指出“糖業發展應當適可而止，到此為止”。在這個關鍵時刻，我們的老戰士嘔心瀝血，身先士卒，挺身而出，為廣西糖業的發展繼續搖旗吶喊！

2000年4月4日，方孟同志走了。他的遺愿是：“喪事一切從簡，不開追悼會，也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骨灰撒在貴縣糖廠蔗區蔗地上”。這位一生轉戰祖國南北的革命老人，帶著對甜蜜事業的無比眷戀，帶著對八桂大地的一片深情，長眠于這塊令他始終難以忘懷的土地。

雖然歲月沒能留住他的腳步，但是他的業績，他的思想，他的作風，他對發展糖業的執著精神將永載廣西糖業發展史冊。當年一位行業老前輩的真知灼見和具有科學前瞻性的見解，在后來幾十年的實踐中一一實現。如今，甘蔗生產全程機械化開始起步；全區糖廠的平均規模已達到6500噸，大大超過了方孟同志當年一直苦苦追求的2000噸，有不少糖廠已超過了10000噸；糖廠很多工序已經實現自動化；已建成2家精制糖廠；甚至連糖廠運蔗車，也變成他從前說過的不能再用2噸半的小卡車，要改為像國外那樣15噸的；糖廠高參數熱力機組發電上網，也于今年由自治區政府下文在全區百家制糖企業全面鋪開實施……

廣西糖業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和突飛猛進的發展，終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這位廣西糖業發展的老前輩，一位為糖業奮斗到最后一刻的老戰士。（作者：鈕公藩）